1949年，中国巨大变革,中国服装拐点

制定服饰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开国后的大事，所谓改元易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服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未有明令服饰制度的时代。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毛泽东穿了一套橄榄绿色的中山装。据说那年春天，为筹备开国大典，有人问毛泽东典礼时穿什么？毛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平时最爱穿的中山装。恰巧，清理物资时发现了一块土黄色将校呢，质地很厚重。于是，一位手艺精湛的老裁缝用这块呢料为毛泽东缝制成这套礼服。
　　以后，这种被西方人称作“毛装”的中山装，为人民政权的着装标准和形式定下了基调，成为潜在的服制。
　　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中国服装的进程在这一年也出现了拐点。新中国没有颁布新的服制，但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并未依靠政府法令，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民国的旗袍等时尚摩登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具有强烈工农意识的新政权领导者，将解放区的简朴服饰和审美意识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并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从此，中国的服饰审美出现了极大的转折。新政府对旧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在以后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中，新中国国民的衣衫同样完成了改造。随着改造的深入，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和物资的匮乏，政府通过宣传强调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等并无具体内容的新中国生活标准，提倡节约，反对奢华，甚至不成文地鼓励“补丁时尚”。加之某些单纯的工农干部存在的“左”倾向，将朴素、破旧、简陋的服饰审美推向政治层面。旧衣服要补，甚至新衣也打上补丁，以示崇尚简朴与革命。因为衣着打扮讲究或简朴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服饰时尚。
　　上世纪50年代的时髦当然与革命相联，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是美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当时实行了一套军政管理模式，分派到各地的军管会干部带去了新的思想，也带去了新的服装形式。他们是新政权的代表，所到之处受人尊敬，他们的着装也成为模仿对象。正如革命思想的统一，革命服装也统一了全国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服装，这是一个万民一致、追随革命的大一统的时代。

　城市为列宁装、人民装等“革命”服装的天下；农村除了干部穿着干部装之外，仍是无须改造的中式短袄的天下。无形的新政权服制被国民大众认真地贯彻着、执行着。
　　新中国兴起的称谓“同志”，随着人民政权的诞生开始普及，继而成为了新中国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同志”称谓是不管对方的职业、年纪、性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中成员的公共称呼，表达了一种对平等民主概念的简单理解。在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掌柜、老板、经理、董事长”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社会条件；随着“粮棉统购统销，工人监督生产”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应运而生的响亮称呼便是“同志”。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路人之间都互称“同志”。志同而道合的同志们，在新社会里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而这样的理念同样表现在了这个时期的服装上面，同志时代的服装同样模糊了社会阶层、职业、地位，也不分年龄，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甚至模糊了性别差异。
　　服饰的标识符号功能在新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同志”作用比任何历史时期还要大，尽管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日常衣服像制服那样，抑制了个人愿望和需求。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追赶的“革命时尚”。
　　解放初年，列宁装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摩登”。当然，“摩登”这个词在当时也不时兴用了。
　　最初，列宁装为男女皆服的款式，后来渐渐仅为女性专用了。那些走出家庭、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干部身穿列宁装，朴实无华，具有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采，这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是非常具有时代美感的。这种大翻领、双排扣、束腰带的灰色布衣被视作最革命也是最时髦的衣装。女性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跑鞋。并以这种千篇一律的方式，以示自己是进步革命的，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女性化装扮是不被提倡的，一块花布、一个发夹、一根红头绳已是十足柔性的装扮了。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一出反映上海初解放的故事，剧中那位阔小姐林媛媛，主动剪短发，穿列宁装、工装裤，便是表达洗心革面投身革命的行为。这里的服装不仅是舞台上的剧装，更是真实生活里的一种符号。解放后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齐齐地、迅速地改穿上了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在当时和以后的照片中，他们无一例外地穿着中山装，不论内心的接受程度如何，他们那份改造自我的单纯热情还是难能可贵的。
　　在那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中，滋生出新中国人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以为穿着中国传统衣饰便显得陈旧、落伍，甚至带有些许的封建气息；穿着西装、旗袍则更有那种被推翻阶级的意味；于是，新中国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就具有了新时代的符号意义。
　　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服饰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内容，以后的“反右”、“反右倾”加剧了服装上的“左倾”思潮，政治干预已经浸润到日常生活之中，蓝、灰、黑色取代了过往的缤纷色彩，列宁装、干部装惟吾独尊，这种现象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不过，上世纪50年代翻身作主的劳苦大众以高昂的劳动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尽管服饰单调、简朴，人们却发自内心地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